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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信@他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写给心中的那个人

zhunnuan 2019-01-08 76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文史参考电子版

  绿茶,本名方绪晓,20世纪70年代生人。上大学期间曾在风入松书店做店员,后为店长,从此与书结缘。曾为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人民网读书论坛斑竹、《新京报?书评周刊》统筹编辑,现为《文史参考》主编。2010年8月28日独立创办《绿茶书情》电子月刊,主张“阅读需要分享”的理念。

  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新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主笔。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著有《在阅读的密林中》、《问题年代》、《故事照亮未来》等。

  余世存:作家、思想家。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

  周泽雄:自由文人,文学批评家。著有《青梅煮酒》、《当代眉批》、《说文解气》、《性格卡片》、《文人三才》、入的探讨研究,集丰富性和知《望文号脉》、《追问三国》、《齐人物论》(合作)等。

  周实:作家,文学评论家。 1954年生,1976年毕业于长沙湘江师专中文科。曾为《书屋》杂志主编。著有《爱的冰点》、《刘伯温》、《李白》、《劳改队轶事》、《刀俎》、《齐人物论》(合作)等。

  王学泰:学者,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幽默》、《中国人的饮食世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与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等。

  肖复兴:作家。1947年生,河北沧州人。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著有《早恋》、《远方的雪》、《北大荒奇遇》、《呵,老三届》、《蓝调城南》、《聆听与吟唱》、《八大胡同捌章》等。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 15年,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著有:《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年年岁岁一床书》、《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性在古代中国》等。

  蓝英年 翻译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译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 (与人合译)、《塞纳河畔》、《亚玛街》等;

  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法国文学流派,现从事法国文学研究。著有:《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远眺巴黎》等,译有:《社会学批评概论》、《苔依丝》、《文学渴了:法朗士评论选集》等。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超越革命与改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尴尬记忆》、《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

  俞晓群:出版人。1993年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9年6月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主持策划出版 “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国读本》、“海豚书馆”等,著有《人书情未了》、《这一代的书香》、《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蓬蒿人书语》等。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知识分子研究。著有《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知识分子与人文》、《文学与现代性批判》、《胡适与鲁迅》等。

  解玺璋:媒体人,文化评论家。北京人,祖籍山东肥城。1983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著有《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等。新作《梁启超传》即将出版。

  阿丁:线后,河北保定人。曾为麻醉医师、新京报体育部主编、图书出版策划人。著有《软体动物》、《顺从的令人发指》等。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生于1965年,籍贯河北辛集,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术兴趣在文化史与大学史,业余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地图。

  徐庆全:《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周扬与冯雪峰》、《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等。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批评家》杂志编辑、《黄河》杂志副主编。出版过《逝去的年代》、《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等著作。

  蒋方舟,作家,清华大学学生。 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一岁出版长篇处女作《正在发育》,之后又有十多部作品出版。著有《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邪童正史》、《骑彩虹者》、《第一女生》、《谣言的特点》等。

  刁斗,作家,文学评论家,原名刁铁军,辽宁沈阳人。著有《私人档案》、《证词》家》、《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重现的镜子》、怎样制造出来的》、《我哥刁北年表》、《亲合》等。

  1982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4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著有《积极生活》、《正义之前》、《我们时代的叙事》、《思想与乡愁》等。

  1978年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其创建的沙龙,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具有较大贡献。1989年,移居法国经商。著有《暗夜里执着的持灯者》、《我们何时再歌唱》、《带泪的微笑》、《骊歌清酒忆旧时》、《燃灯者》等。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著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民族存亡的搏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蒋家王朝1?民国兴衰》等。

  史航,编剧、策划人,网络红人。 在西祠胡同活动时他是“北方影武者”,在天涯社区他是“北方影武士”,如今在百度贴吧他叫“鹦鹉史航”。《绿茵小子》《财神到》《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第三部)等。

  这是一部书信集。文中由学者、作家、媒体人、出版人等二十多位专业人士,请他们每人写一封信件,给心中的“那个人”,借以表述心底的一份疑问、一份敬意以及隐喻其中的伤今之意。

  对应的二十多位私信的接收者均是思想、文学、科学等领域的大家,有孔子、墨子、牛顿、果戈理和梁启超等。

  我想邀请一些名家,给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写信,用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呱唧呱唧说了好多名家的名字。

  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这个想法的各种操作方式。我还在沉默,心想怎么圆说这个貌似不太靠谱的冲动想法呢?

  你非但不是个无趣保守、一天到晚订规矩的人,你还是个豪迈自在、开朗豁达而且具备幽默感的人。不然你身边不会聚集那么多不同个性的学生,心甘情愿跟着你流浪吃苦。我的成就感就来自于认真地帮长久以来被误会、被冤枉的你,出了一口气。

  您不是没有机会赚取生存的物质条件,您游说楚王打消了侵略宋国的念头,楚王读了您的书,虽然不愿实行您的主张,但愿意包养您,后来还要给您五百里的土地。您推辞了,“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线??周泽雄 @ 韩非子致韩公子非

  您的学说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一位贪婪君主的潜能,借助这种潜能,您实际上仰仗了一种理论上趋于无限的恐怖力量。任何一个有资格以“朕”自称的家伙,都可能被您的说法引逗得蠢血沸腾、心花怒放,就像秦王乍睹大作时那样。

  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想适从也难得适从,要适从也适从不好。

  三十多年前,我们摆脱了“安贫乐道”的错误,中国发展繁荣了。无数的物品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现在中国人面临的不是商品短缺,而担忧的是库存太多,考虑的是如何把物品卖出去、消费掉。城市、乡村到处都是新房子,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在您的《剑南诗稿》的最后一页,紧挨着《示儿》的前一首,也就是您生命中写下的倒数第二首诗,常常被人们忽略。您还记得吗?这首诗的名字叫《梦中行荷花万顷中》。您是这样写道:“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月王风露郎。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

  中国公众先读到含有“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之类儿童故事的普及版——相传是一个苹果落在您头上而启发了您的万有引力理论,不过有学识的人士通常不相信真有此事;再读到科学主义的励志版——您被描绘成一个为科学献身的圣人,为了研究科学,您居然连自己吃没吃过饭也会搞不清楚。

  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的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为什么自己赤诚待人,却始终被别人视为异己?您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在最后一部回忆录《如花之年》的《后记》里无可奈何地叹息:“我只能说我是真诚的。我再说一遍:我热爱真理,我相信人类需要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更需要谎言,因为谎言能欺骗和安慰他,给他以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谎言,人类就会在绝望和厌倦中灭亡。”

  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

  在1958年,也就是您去世的前一年,当顾廷龙、蔡尚思等人去您的家中,请您鉴定谭嗣同先生手迹的时候,您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画,表示谭氏是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一生的痛啊,怎么会一朝化解呢?

  以民主为诉求的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相反,这个民族正是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即把原本可以通过宪政解决也临近解决的皇权专制推进为现代党化形态的威权专制乃至极权专制。因此,这一段历史可以这样具结,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最让我感念和受教的,还是先生至老不稍衰的哀时忧国的情怀。先生一生数变,但爱国、救国的赤子之心始终不变,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斯人也,国之元气”,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

  令尊梁公巨川,虽做到晚清内阁中书,但非常厌弃腐儒,所以,不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是送入中西小学堂,真是别具只眼,无形之中,培养了先生带着问题读书的人生趣味。先生由佛入儒,亦佛亦儒,具有先秦儒家的风格,难怪在“军调”时期,马歇尔将军短暂接触先生,就对先生的翻译叶笃义说:“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的甘地。”这是先生儒家本色的自然流露。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你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丁酉之年,您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点意见》的发言中,用了早年罗隆基批评时创造的一个词“党天下”,您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但那篇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叹,这篇文章没有过时。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而都非常孤独寂寞。

  我喜欢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三十年了。以前还有喜欢的理由,后来就没了,光剩下喜欢。喜欢他成了我的习惯。恋爱的时候我就这样。我们已约好了地狱里见——地狱热闹,比天堂好玩,或如你所说,你游逛的那个世界和我混迹的这个世界都像迷宫,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因此,原本也就没什么天堂。

  如果要我回答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那么我要说,这种关系包含在艺术家与自身的关系之内。正是这种与自身的关系,体现了艺术的伦理。一个人对自身诚实,才能够对这个世界保持诚实。忠于自身的艺术家,才能够忠于这个世界。即使这个人的作品暂时不被周围环境所接受,但是如果他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必然包含了一种道德在内。

  希特勒是学美术出身,对各类建筑极有兴趣。他的建筑美学核心观念就是“大”,大到让人在建筑面前化为零,从而也在这些建筑物的主人面前化为零。他曾和施佩尔计划修建一座新的总理府,他的办公厅面积要大到九百六十平方米。那些本人并不伟大的专制暴君就是要靠这些外在的“大”来支撑自己。希特勒以为只有历史上留下来的建筑才能使人记住那个时代。

  发言至此已经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而你还要最后信誓旦旦地说:“今天谁要想推翻的领导复活反动统治,像我过去和旧有过长远深切关系的人,我首先就誓死反对,因为我还懂得爱国,我不能容许任何反对分子碰一碰我们国家的命根子,因此,我要坚决地反对!”

  败退台湾后,出于对的痛恨,你常常骂是毛毛虫,如同孩子一样,想着像踩死一只毛毛虫一样踩死。可惜,那只存在于你渐渐老迈的思绪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第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的人。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在对岸的夕阳残照中,可以想象,有多少凄清写进你的心头。

  也许这几十年的经历,让你有时候是闲坐悲君亦自悲,总有物伤其类的伤感,有时候害人者遭了点时代的报应,你也一样是哀矜勿喜,所以,简直没有可以喜悦的契机。

  “我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帮助朋友,同样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甚至不能自助。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感情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历史上许多美丽的故事,摔琴啊,挂剑啊,都是传说,而且出现在太平盛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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